龙口路和龙口路上的邻居，中篇(附2022年最新排名前十榜单)

龙口路中段只有四个院：我们住的21号甲，23号，25号和双号的34号。

21号甲和23号的建筑从外表看像是结构完全一样的“兄弟楼”，这两座“兄弟楼”的主人也的确是兄弟。

上世纪二十年代，掖县人王鸣京的大儿子王德仁（字少臣）领着三个兄弟从夏邱埠乡西庄子村老家到青岛闯码头，靠着卖馒头挖掘了第一桶金。

日占青岛时期明信片，中上位置可见“义聚合”字号。

“义聚合钱庄”旧址已挂牌为山东省文保单位。

1928年用老二王德义（字仁堂）、老三王德聚（字升三）、老四王德合（字芗斋）名字中最后一个字，在保定路建起了“义聚合钱庄”，后搬到中山路82号，并发展跃居岛城银钱业之首。1930年义聚合在大连开设了分号，并把业务扩展到土产、百货、油坊、浴池以及经纪人等，很快便成为岛城大户。义聚合在上海、徐州等地也设有分号（上海分号的旧址建筑至今还保留着）。

富起来的义聚合不忘买地盖房，在正阳关路36号建的别墅，曾接待过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达官贵人。（现在是海军幼儿园）

龙口路21号甲和23号是义聚合三兄弟为自己盖的住宅。当初哥仨买下这块地皮，盖了两栋楼，是一个院，大门朝南，院内打井种花植树养鱼。后来日本人在大门旁盖了碉堡，主人便在院子中间垒了一道墙，把一个院分成两个，院门都朝西南。

两座楼都是三层，没有岛城大部分楼房的红瓦尖顶，而是平顶，并且三楼各有一个大平台。 当年我们经常在平台上戏耍玩闹，眺望大海，看波光粼粼，夕阳西下。

2013年在青岛又一轮“平改坡”的小高潮中，据说当年的某位领导领着一帮干部在小鱼山上视察时，“钦点”我们院和23号为“平改坡样板楼”，于是这两个院成了现在的模样。“平改坡”装扮了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也给许多人带来了好处，但我始终认为它破坏了岛城千姿百态的多元美，不能认同。

我们院临街有个钢筋水泥的碉堡，据说是日本人建的，一半在地下，我们都叫它“防空洞”。隔壁院曹积泉说这个碉堡与隔一条路的21号的碉堡从地下相通，他曾跟小朋友进去探过险，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小时候曾跟小伙伴进去“藏猫乎”，中间有一条通道，两边有三四间“单间”，顶头是一间“大厅”，大约二三十平米，没看见对外的“枪口”，所以里面没有光，黑乎乎的。文革中洞口被用大石块乱石堵死了，没人再进去过。改革开放之初兴起一阵卡拉OK热,有邻居曾想在临街开门，把碉堡改造成歌厅，尝试了一下，钢筋混凝土太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碉堡旁边有一口井，很深，记得小时候里面有水，那几年青岛水紧张，我们院和隔壁院的邻居都到这个井里打水用。忘记什么人什么时候把井填死了，现在从外面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了。井旁边有棵枳子树，青岛人都叫臭杞，我特别喜欢它的味道，每当秋天结果时总要摘几个放到书桌上，房间里便飘着一股浓浓的别具一格的香味。

院子里两棵丁香树，一到开花季节，“揉碎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叶青青”，满树的黄色白色小花挥发出的香气，把整个院子氤氲在阵阵花香中，深深地吸一口气，那花香直入心底。

两棵石榴树结不结果，结多大的果没印象了，但那满树火红的石榴花却深深印在心里，“一丛千朵压阑干，剪碎红绡却作团”，直到今天对石榴花情有独钟，一见那蕊珠如火便勾起儿时许多的回忆。院子中央有一棵粗大的梧桐树，是我们搬去以后种的，哪一年忘了，长得很快，因为就在我家窗前，天天看着它长，很快树头就窜到与三楼平台一般高了，庞大的树冠夏天遮得我家房间里凉爽爽的。八五年的九号台风把这棵树刮倒，压到隔壁院平房屋顶上，幸亏有墙挡着，没有伤人。南墙边还有一棵“痒痒树”（学名紫薇），树干光滑洁净，一到夏天开满淡红色的小花，妹妹们就愿到树下“胳肢”它，一挠树干，树头和花朵便晃动起来，惹得她们咯咯笑。

院子里本来有一棵无花果树，在碉堡旁，后来张家、贾家、王家和我们家都从母树上折枝子又压活了好几棵，现在院里还有三棵都是二代三代了。无花果成熟期很长，整个夏天果实累累，但是只有熟透了才能甘甜如蜜。这几年在女儿家住，采摘不及时，熟透的果实经常被外人摘走。“瓜桃梨枣，谁见了谁咬”，让外人享了口福，也算咱奉献社会吧。

院里还曾有一棵樱桃树，树冠很大，一到结果季节满树红通通的，房东太太便摘了樱桃挨家挨户送。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夏天树上净“扒肌毛”，人从树边过被蛰上奇痒无比。房东王大爷认为树是自己栽的，便“为民除害”把树砍了，结果被街道和园林部门罚款一百元，成为笑谈。

如今，石榴树、梧桐树、痒痒树、樱桃树都没有了，只存留在记忆中，让人伤悲。

院子里有两种野花，碉堡前一片紫茉莉（我们都叫它粉豆花），楼前窗下一片牵牛花。花都不大，却美在姹紫嫣红，五颜六色。开花的季节，红的黄的粉的紫的白的蓝的，把院子装扮得像个花园。

我们院的房东王仁堂（王德义）排行老二，院里的老人们都称他“二东家”，把他夫人称为“二太太”，（我们家老人因与他们都信基督，所以称他们“王弟兄”“王姊妹”）孩子们当然还是最普通的称呼“王大爷”“王大娘”了。我记忆中的王大爷永远是白衬衣束在笔挺的米黄色吊带裤里，棕色的皮鞋擦得铮亮，经常戴一顶白色礼帽，拄一根“文明棍”，标准的“资本家”形象。

王大爷行事也是资本家做派。 我岳父与他是多年的朋友，有一次妻子的二哥从北京邮电学院回青度寒假，在中山路遇到王大爷，王大爷热情地二话不说就把二哥拉进青岛咖啡饭店，要了两碗苜蓿面。 面里有肉片、鸡蛋、木耳，二哥狼吞虎咽地吃完连汤也喝光，王大爷却只吃了半碗便说有事先走了。 要知道那是一般人家吃糠咽菜都吃不饱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啊，二哥现在说起来还“心痛不已”。

听说当年王家弟兄四人从掖县来青岛，老大什么也不干只当甩手掌柜，却乐善好施到处捐款，人称“王善人”。王大爷大字不识一个，但脑子好使，精明能干，他先在大连学徒，后来来青岛领着两个弟弟挣下了这份家业。听老人们讲，王大爷能吃苦，没有架子，会做生意，就是发财之后还是每天站在店门口笑脸迎客，一站就是一整天。

王大爷有两房太太，大房有一个儿子是党的高级干部，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很早就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外交部负责日本事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刚解放时，王大爷去北京看儿子，儿子对他说：“你是民族资本家，共产党不会斗争你的，你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从北京回来后，王大爷积极表现，热心参加办事处捐款、搞卫生等各项活动。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街道上要办公共食堂，王大爷主动提供自己住的一层楼和后院全部平房，全家挤到一间屋住。那时我们已经搬到这个院，我还记得，一到饭时，满院便飘起蒸馒头、蒸窝头的香气，引得四邻八舍的老人孩子早早排起长队。因表现积极，王大爷还曾当过区政协委员。

王大爷也像当时中国农村大多数有钱的老人一样，为自己准备了“寿材”—一口又大又厚的棺材（一般老人都是准备“寿衣”）。棺材停放在后院一间平房里，房间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挺瘆人的，可我还总爱领着同学又好奇又恐惧地去“参观”。

这口棺材让王大爷文革中吃尽了苦头。那是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的一天，我在学校跟着同学参加完对一位老师家的“破四旧”回到家后，发现棺材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抬到龙口路广西路十字路口的马路中央，人行道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王大爷和住在23号的弟弟每人一把斧头在劈棺材。天气很热，棺材很硬，两个老人穿着老头衫满头大汗，一斧一斧劈下去，只能在棺材上留下一道一道浅浅的痕迹。红卫兵严肃地监视着他们的表现，不时高呼几句革命口号，宣泄着他们对资本家的羞辱和仇恨。这时有人提来小半桶汽油泼到棺材上，“呼”的一声火焰升起，投到火中的还有一打打丝袜，一条条领带，礼帽皮鞋，书籍唱片等，火光映照着红卫兵狂热的面孔和扭曲的心灵。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在噼噼啪啪的声音中，不一会火光冲天，眼看就要烧到空中的电线了，红卫兵又赶紧找来水泼灭。一场闹剧结束了，但那场景至今闭上眼似乎还能看到。

妹妹还记得，那天不知什么人把几本精致的账本偷偷藏到二楼走廊窗外，那是妹妹第一次见到还有那么漂亮的账本，爱不释手， 当然她没敢看也看不懂里面的内容。

文革开始破“四旧”时，王大爷家也被抄得一干二净。有一天他碰到三楼杜大叔借一盒火柴用，杜大叔给了他一封，他感激不尽，见人便说杜大叔是好人。

王大娘是个富态的老太太，矮矮的胖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每到周日都和我奶奶挪着小脚，爬着陡坡，风雨无阻地去龙山路教堂做礼拜。王大娘很喜欢孩子，每次见到我都要笑眯眯地跟我讲几句话。1965年的一天晚上，她给我家送了一碗蛤蜊，说是给孩子们的，放下就走了。那正是四清后、文革前，学校里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和妹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坚决要给她退回去。奶奶却不管这一套，对我们说：“哪有那么多糖衣炮弹？这是王姊妹诚心实意送来的，退回去不是打人家脸吗？”最后还是收下了。这事当时我记到日记中了，也只能发一顿感慨。

王大娘的大儿子王化鼎就业于国棉九厂，因同组工人丢东西诬陷他，性格内向的他精神受到刺激，辞职回家。在院里几乎从不出门，见到人便躲得远远的。文革中在家中喊口号被人告发，在那个草菅人命的疯狂年代被判极刑，含冤去世。后来政府为他平了反，给了国家赔偿，王大娘给我奶奶看过平反通知书，但人已不在，又有什么用呢？

小儿化新二中高中毕业考入合肥工业大学，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受父兄连累在学校就惨遭迫害，工作后仍未逃厄运，身心受到极大损伤，被送回青岛养伤。受此折磨，他也不愿见人，每天在家拉小提琴。他就住在我家楼下，哀怨的琴声中回荡着太多的屈辱和悲痛，不甘与愤慨，让人压抑、同情。化新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因病去世。

大女儿化屏高中毕业后下乡招远，回青就业在一个集体小厂。二女儿化莉考入李村师范，毕业后先是分配到远郊的一所小学，后调入文登路小学，教书育人二十多年桃李满天下。退休后的化莉弹琴游泳，种菜养花，照看孙子孙女，安度晚年。

见过好几份资料上说，21、23号院有义聚合王氏兄弟建的藏书堂“崇德堂”，解放后王氏兄弟将书捐给了市图书馆。我问过1943年出生的化莉记不记得有过藏书堂，她说不记得，“我父亲一个字不识，怎么会建藏书堂呢？”看来此说也是以讹传讹了。

欢迎关注阅读《龙口路和龙口路上的邻居》中篇，让我们继续沿着龙口路中段前行。

21号甲与我们家关系最近的是三楼赵德发家，赵德发是我妻子的亲二舅，二舅母是我和妻子的红娘。

二舅家本来住在23号，解放后搬到这个院，当时是这个院除了房东最早的住户。 二舅年轻时就在大连义聚合学徒当伙计，后来干到了“柜上”的高管。上世纪三十年代，义聚合扩大经营，在平度路开了一间永安百货店，二舅任副理，只干了一年半，没有股份，所以四清时没被划成资本家，而成了“资方代理人”，就这样儿子在部队入党时，还多调查了两年。公私合营后，永安百货与青岛公私合营建华轧钢厂合并，二舅任供销科长，后来建华合并到三钢，最后归到青岛钢厂。退休后的二舅迷上了钓鱼，经常见他头戴草帽，扛着几套渔具早出晚归，脸晒得黑黝黝的，却很少见他钓回鱼来，他是在钓逝去的时光和未来的憧憬吧？二舅母生在蓬莱一个大户人家，虽识字不多却知书达理，精明干练。她是我们院和23号的组长，街道上有什么活动总是积极带头参加，遇到救灾捐款这种事，她必定是第一个，而且必定是捐的最多的一个。每逢周二下午，她便组织两个院的老人在我们院学习，一般是一位退休的张老师读报纸，老人们议论一番，然后二舅母传达居委会布置的工作。我有几次从院里经过，看到老人们的认真态度，忍不住想笑，却也是真佩服。院里当时还有一块水泥黑板，由父亲负责，父亲有时也替张老师读报。二舅母心地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孩子们看她年纪大了，为她雇了一个小保姆。邻居们吃惊地发现，早晨小保姆在睡懒觉，二舅母却在为她做饭。儿女们埋怨她，她说：“小姑娘正是贪睡的年纪，让她多睡会儿，我又累不着”。小保姆后来跟了二舅母十几年，直到结婚。二舅母病危时还想着她的一个老同事，对女儿说：“鞠大姨无儿无女，孤苦伶仃，你们要像亲人一样照顾她到老”。这位老人九十多岁了，至今一直由二舅母的女儿为她打理一切。二舅家的文正哥高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入了党，68年复员时因有文化又是党员，被分配到市南教育局当小学老师。那个年代还是“文革”高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小学老师是“臭老九”，文正哥不愿干，想方设法被分到青岛卷烟厂。在厂里他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得到了领导信任，群众拥护，先后担任过车间跟班主任，车间主任总支副书记，实业公司副总，分厂副厂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书记，是卷烟厂除厂长蒲强外唯一的法人代表。退休后的文正哥游泳、散步，经常参加战友、同事聚会，其乐融融。

文正哥的大妹文源继承了二舅母精明强干、组织能力强的遗传基因，在学校时是班级文娱委员、校文艺宣传队队长、校体操队队长，现在仍是同学群的群主，很有号召力。文源高中毕业跟我一样下乡到了诸城，又一起招工回了青岛，被分配到台东商业。改革开放后不甘寂寞的她，跳槽到武警的三产企业，当了一家金店经理，走南闯北开拓经营，业务搞得红红火火。后来部队不允许搞三产，她便退了下来。退休后的文源热心公益，热衷文艺，被选入市北区老年体协秧歌队，多次到全国各地参加比赛并得奖，虽年近七十，仍活跃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

小妹文玮则继承了二舅母善良热心、乐于助人的基因。二舅母一句“照顾好鞠大姨”的临终嘱托，便让文玮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照顾着这位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母亲的同事。鞠大姨今年九十四岁了，住在养老院不能自理，文玮隔一天去一趟养老院，嘘寒问暖，送汤送饭，鞠大姨逢人就说“就是亲闺女也不能这样啊。”文玮现在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小区楼长，在居民和政府之间上传下达，排忧解难，忙得不亦乐乎，也是“女承母业”吧。文玮的儿子李赛在北京读中医学，本硕博连读十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北大医学院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任主治医师。二舅家隔壁住的是张星五，张大爷解放前也是义聚合的高级雇员—东方百货的经理，因为他有股份，解放后就划成资本家。公私合营后张大爷成为青岛制楦厂工人，他退休后小儿子采泉顶替去了那个厂，后来合并到皮鞋一厂。 采泉在青岛职工业大跟我成了同学，只是他读的是英语专业，我读的是日语。改革开放中他先是开了几年出租车，是最早的那批的哥之一。后来与妻子小杨又开饭店，开业时还请我们邻居们去品尝了一顿。再后来夫妇俩陪女儿去了丹麦，前两年妻子在台东碰到小杨，他们已经回国了。采泉的哥哥采仁就业在木器二厂，改革开放之初就下海弄潮，自己当了小老板，因为有不少业务关系，听说生意做得不错。采泉姐姐采玲与我一届，初中毕业后支边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后来回青在一家集体企业干财务。 三楼杜如坚大叔是我们院唯一正宗的工人阶级，他是东方红织布厂的挡车工。杜大叔杜大婶是一对忠厚善良的老人，他们每次见到我总是笑眯眯地嘘寒问暖，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和蔼的面孔。杜大叔后来患脑中风后遗症，卧床不起八年。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他的儿子杜振东当时已结婚不在家住，却八年如一日，每天回家为杜大叔做饭喂饭，端屎端尿，翻身擦澡，深深感动了邻居们，被邻居们评为我们管区的“孝子”。杜大叔退休后女儿振华顶替进厂，振华能吃苦，干活从不偷懒，曾被评为市级劳模。后来振华调到三聚成菜店工作。

振东与我们隔壁的张栋华同班，是我的二中学长，比我高两级，比我大两岁，算是同龄人吧，有许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晚饭后三个人聚在楼梯口聊天，聊国家大事，聊学校新闻，聊理想目标，聊心中烦恼，聊老师，聊同学，我因此认识了他们班许多同学：高鹤亭、毕万强、江志展、张天柱、薛玉祥、范值宁、陈家启、胡善俊、陈振邦、滕伟…可惜张栋华、高鹤亭、毕万强、陈振邦都中年去世了。印象深的一件事是：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与前苏联友好，我们学校是学俄文的，与前苏联达尼洛夫市的一个学校结为友好学校，许多同学跟那里的小朋友书信往来。振东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叫柳芭。每当对方来信，他都会拿给我们看，那满篇的俄文像艺术字一样非常好看（振东的汉字也写得很漂亮）。有一次对方寄来一张照片，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大眼睛，长睫毛，卷头发，振东很得意地向我们显摆，我们也确实羡慕。后来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来信都要先送到二中党支部，审查完后才交给本人。再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杜大婶害怕这些东西成为“里通外国”的证据，悄悄地把柳芭寄来的信件、电影明星照片、纪念章都处理了，振东知道后心疼了好长时间。振东毕业后被分配到港务局工作，先是在装卸队，每天扛200斤大包，走在晃晃悠悠的翘板上。他从不叫苦叫累，很快赢得同事和领导的好评，入了党，被提拔为队长、支部书记，选送到山东省经济学院干部函授班，后来调到港大服务公司任经理、书记。2003年港务局派他到山西太原筹建办事处，他单枪匹马从零做起，在太原一干就是十年，为企业打开了局面，创造了效益，自己也广交了朋友，建立了人脉。现在还有不少山西、陕西的朋友不断来青岛找他，或参观学习，或观光旅游。振东家嫂子生女儿时，母亲还在青医附院妇产科没退休，从首次孕检到孩子出生，母亲都帮着联系大夫，陪在身边，跑里跑外。嫂子过了预产期却没有任何征兆，母亲根据经验安排她住了院，结果第二天就生了。这件事振东一家感激不尽，念念不忘。振东女儿出生那天是阴历小年，外面下着雪，“瑞雪兆丰年”，振东便给女儿起名杜瑞。杜瑞就业于江苏路小学，工作很优秀，有几年专带毕业班。当时岛城著名私营企业、建设了奥帆基地的银海集团与江苏路小学合建了江小分校银海小学，杜瑞被学校派去建校并参加管理。后来市教育局下文不允许公办教师在私立学校工作，杜瑞调回德县路小学。因在银海的出色表现，集团老总多次邀请杜瑞回去，杜瑞也感觉在银海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于是去年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回到银海，现在是银海小学常务副校长，主管教学。杜瑞也算我们院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了。

二楼邻居于维丽，性格有些孤僻，她似乎对全院邻居都不待见，唯独与我们家友好往来，因为我们一直与对其他邻居一样尊重她，后来她被女儿接走。于维丽大女儿张曦跟我一样下乡诸城，就业于诸城粉末冶金厂，现在退休了在青岛居住，是诸城知青活动的积极分子。二女儿张暾山东戏曲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吕剧团弹中阮，后调到淄博京剧团，又调回青岛在市图书馆工作，从市文化局退休。退休后张暾又重操旧业，参加了一个民乐团，我曾看到她在舞台上演出。

二楼东北角的那间房换过多位邻居。我们搬过去后，开始男主人是张元，业大英语专业的老师，女主人李德英是市五金公司业务员，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张立昆那时是个漂亮的小姑娘，经常跑到我们家跟在妹妹们后面玩。张家搬走后，搬来电视机厂的左书强。左姨的前夫是军人，在部队因公殉职是烈士，左姨再婚后两个儿子也没改姓，据说这样可以仍享受烈属待遇。左姨小儿子永新是个调皮鬼，有一次还是四五年级吧，他与左姨不知为什么吵架离家出走了，左姨急坏了，全楼邻居也帮忙四处寻找，过了两三天他自己回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左姨的父母是两位慈祥的老人，来我们楼上住过一段时间，是左姨为他们养老送终的。左爷爷去世时，我父亲跑上跑下帮了不少忙；我父亲凌晨去世时，我和妻子到街上找医生接救护车，是左姨在家里一直陪着我母亲。这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吧？

左姨后来找的老公是市图书馆副馆长叶叔叔，叶叔叔也是一个好人，可惜两人性格不和最终还是分手了。

左姨走后那间屋搬来一户“新市民”，男主人姓应，浙江人，女主人姓李，东北人，女儿小雪是个乖巧懂事的小姑娘。小应在青岛也打拼十几年了，开始在一家煤气公司送液化气，后来腰伤了，不能干了，与公司解除了合同。他认为自己是工伤，但公司不承认，于是就上访（当时我在单位分管劳工还给他出过主意），经过几年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这几年他干过饭店勤杂工、看门人，卖过冰糕、矿泉水、海星、玉米、水果、棉花糖、西瓜，现在给“美达美”送外卖。小雪妈妈开始在市场卖调料，她人长得漂亮，又能说会道，是市场上的“调料西施”，与几家饭店、部队单位关系不错，有几个大客户，生意挺好。可是前两年市场撤了，她也就“失业”了。现在她每天清晨五点给人打工炸油条，干到八点，回家休息一会，十点去干一家家政，下午再干另一家家政，一天干三个活，早晚不见太阳。

小雪因为长得漂亮，从小就讨人喜欢，刚上幼儿园小班，就是班级各种表演的主力，经常被挑上演节目。小时候小雪还学过画画、舞蹈，这都是些免费的初级班，上学后她就没再上过任何辅导班，我问她为什么不学了，她回答我：“妈妈说太贵了，上好学校的课就行了。”

前年那间屋的房东要卖房子，小应一家便搬走了。小应和小李最大的心愿是攒够了钱，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为此他们无怨无悔地拼搏着。我衷心祝愿他们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衷心祝福小雪有一个美丽的人生。

二楼与我家一墙之隔的是张栋华家。张栋华的父亲解放前是个买办经纪人，母亲解放后在街道服务站工作，张栋华是张家最小的孩子，他的几个姐姐哥哥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当时住在我们楼上是他和父母、小姐姐以及两个外甥。张栋华学习很用功，成绩也不错，他还很有体育天赋，在二中校运会上拿过二百米第一名，是校田径队的，他参加的4*4接力曾破过市记录。高中毕业后他就业在异型管厂，听说他一直单相思地追一位二中的学妹没追上，对他打击不小，郁郁寡欢，在院里见人也不说话了。后来脑膜炎后遗症复发，四十几岁就去世了。张栋华的小姐高中毕业后下乡招远，后回青岛跟一位中学老师结了婚，还是我父亲介绍的。他的两个外甥的父母都是医生，从青医附院调到黄岛中医院，姐夫任副院长。女外甥高中毕业后就业在一家皮鞋厂，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洋插队”，安下家后丈夫也去了。男外甥开始在黄岛开了间牙科门诊做牙，后来听说在一家体检中心工作，也算“子承父业”了。

贾叔一家文革前搬来我们院住在一楼，搬来不久贾叔就病故了。贾婶当时在市南区服装二厂工作，一人拉扯着六个孩子，以她微薄的工资支撑着这个家，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妇女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传统美德。贾婶后来在院里开了个裁缝铺，她手艺不错，为人热情，左邻右舍有缝纫活都愿找她，我们家的衣服几乎都是她做的。当时她的孩子多我分不清，记不住名，贾婶告诉我：“他们是永字辈，名字是‘盛强壮得没饱’”，于是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胜、强、壮、德、梅、宝”。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永梅最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橡胶研究所做翻译，经常出国。记得她第一次出国回来还送给我一个精致的小皮钱包，我很喜欢，一直珍惜地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永梅去了德国定居，后又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已经十几年了。贾婶其他几个孩子也都很出色，老大永胜单位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在海洋仪器研究所当工程师，老二永强是一所高校教师，老三永壮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在岛上也小有名气。去年我在公交车上碰到贾婶，她有八九十岁了吧，还能一个人乘坐公交车，身体精神都很好，前些日子听说她去了国外女儿家。据我所知贾婶是我们院老一辈中唯一健在的老人了，衷心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文革期间，可能是拥军优属吧，街道办事处安排了三户军属住进一楼。王家是老两口、两个女儿和儿子一家三口，安排了两间屋。王大爷个子不高，精神矍铄，王大娘和蔼善良，说话慢声细语，儿子是复员军人在四方机厂工作。 崔家是夫妇俩领着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主人小丛在煤店工作，那个年代煤也是紧缺物资，小丛为邻居们提供了许多方便。

后院梁家男主人当时还是现役军人，女主人在豆腐社工作，是个车间主任。因豆腐社离我们院很近，经常看到她穿工作服大水靴回来给三个儿子准备午饭。

三户都是质朴厚道人家，在院里与邻居们和睦融洽，友好相处了十几年。文革结束后，因一楼是房东王仁堂未交公的私房，落实政策还给了他家，三户人家先后搬走了。

其实解放前住在21号甲的是王氏兄弟中的老四王芗斋，老二老三住在23号。日占时期，王芗斋因会几句日语被推为日伪青岛总商会副会长，没干几年便躲到上海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将他关进牢房。后经王家高价行贿国民党高官，特别是将刚盖好还没入住的八大关别墅让宋子文先居住了一段时间，王芗斋被放了出来，只是没收了部分财产。解放后为响应国家发展重工业走工业化道路的号召，义聚合三兄弟将大部分资产投入到建华轧钢厂（即今天的青岛钢厂），王芗斋是私人股东并被任了个副科长。三五反时他曾被揪出，文革中又被翻出旧账在常州路看守所蹲了三年（68年至71年），文革后落实政策把这一段平了反，但他已经丧失语言功能了。青岛钢厂为王芗斋分配了娄山后大枣园宿舍，他与妻子小儿子在那里同住直至84年病逝。

王芗斋在龙口路期间，因为上海有买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21号甲的二楼三楼便交给了妻子娘家的兄弟姊妹等一大家子居住并照看管理。 我的两个小学同学的中学同学杨清华是王芗斋的妻侄女，她当年就出生在我家后来住的房间里。 王芗斋在张店路、河南路还有多处房产，解放后他跟妻子娘家人都从21号甲搬走，老二王仁堂搬了过来。

杨清华的堂兄杨浩春是义聚合的高级雇员，当年住在23号，解放后被划为“资方代理人”，曾任市南区工商联主委，作为统战对象任过副区长，1963至1986年任市南区政协二、三、四、五届副主席。

我们院大门口有一间门房，23号也有一间，还有一间车库，改革开放之初，这些房子的主人把临街的墙开了门，改造成门头房。我们院开了一家花店，现在的主人是从临沂来青岛的小付姑娘。小付孤身一人在青岛已经打拼十年了，开始租住在我们隔壁，楼上楼下照看花店很方便，后来房东把房子卖了，小付便搬到了仍离花店不远的大学路。我们这里离青医附院不远，周围又有几所学校，因此每年春节、情人节、清明节、教师节等几个节日小付的生意很不错，她的“仙花坊”还加盟了“鲁青花行”连锁经营，网上也有销售。

23号的网点房本来房主自己开了个小五金店，卖些钉子铁丝活页和油漆涂料等，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方便救急，生意还能维持。前几年老板娘因病去世，儿子便把房子租给了“赛妮理发店”。理发店老板小薄是东北人，来青岛干理发十几年了，在青岛生的女儿也上五年级了。小薄对女儿舍得投资，让她学英语、学舞蹈，最近为了让女儿有个好形体，又准备让她学模特。小薄开始在龙口路北段开店，迁到这里也四个年头了，她手艺好，态度好，待人热情，人又漂亮，挣得不少回头客，有一次我在等候时听一位客人说已经“跟”了她十年了。

我的头发稀少，很难理，但妻子对小薄给我理的发型很满意，我也就成了“赛妮”的回头客了。小薄曾经把我作为老年人享受七五折待遇，后来可能觉得我不像老人又取消了这个待遇，我也乐得自己“年轻”，不再去争取了。

这个汽车屋和旁边的平房开始是牛大爷一家居住，顺便卖牛奶并设了一处公用电话。那个年代很少有家庭电话，更没有手机，这部公用电话给邻居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后来房子被岛城第一批股民之一的赵哥买下，才正式改造成为网点房。

这几年我们院“荣幸”地成为了“学区房”，房价扶摇直上，房子便成了“摇钱树”，院里的房屋几经易手，现在除了王家和我们已经没有老住户了。新房东们不是为了居住，只是为了户口，所以买房后几乎都出租了，楼梯、走廊、天花板这些共用部位便无人维修管理。政府只关注外表光鲜，几年刷一次外墙，却不管内部破败，八、九十岁的老楼如同耄耋老人疾病缠身，无人照看。这是老建筑的悲哀与无奈，也应该是政府关注民生，保护文物的当务之急吧？

23号房东王升三(王德聚）是王氏兄弟中的老三，义聚合经理。他为人很低调，我与他邻居几十年，现在竟然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妹妹们还记得他，长得挺高，胖胖的，也爱穿背带裤，很有派头。公私合营后，王升三也入建华轧钢厂工作，并负责木工建筑等。他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好评，曾被评为钢厂“老黄牛”。

王升三的女儿王化玲是与我同级不同班的二中校友，我们的经历差不多，她高中毕业后也下了乡，先是去了海阳，后又转到昌乐。后来她也几乎与我同时回青就业，都在饮食服务行业，我分到台东区的一个饭店，她先在四方，后去了市南。

王化玲现在住在23号二楼，因为这一层都是王家的，她又对生活质量有追求，所以把整个一层重新装修，虽不能说豪华，却也温馨舒适，不像我们楼内破烂不堪。

王升三也是两房太太，大房生了三男四女，二房有二子一女。二房的大儿王化山是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出生的，所以小名叫光复。王化山是青岛话剧团演员，当年在岛城小有名气。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看话剧是在永安大戏院，青岛话剧团演的《赤道战鼓》，内容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序幕：追光灯亮起，照在舞台中央一个非洲小伙身上，他赤裸上身，皮肤黑亮，肌肉隆起，奋力击打一面大鼓，咚咚咚的鼓声回荡舞台，直抵人心。我兴奋地对身边的同学说：“那是王化山，我的邻居。”

王化山也很讲究生活情趣。他后来搬到信号山路，有一天我看到他领着两个民工来我们院挖竹子。我们院有一片竹子，长得很茂盛。竹子盘根错节，很难挖，王化山累得满头大汗，却兴致勃勃，不时擦一把汗，笑眯眯地盯着竹子看。他一定是看到新院子里修竹丛丛，绿意盎然了吧？

王化山的前妻、国家一级演员唐乃芳也是岛城名人，曾在23号住过。她以一部《夜幕下的哈尔滨》而一举成名，王刚也是因这部电视剧而走红荧屏。

王升三的小儿子王化东55年出生，顶替母亲康宝璐就业于德县路小学。王化东极具音乐天赋，二胡、手风琴、黑管、巴乌、圆号不用人教，上手就会，一支曲子拿来就能演奏，听说他还教过钢琴。他买过一辆面包车，为了进出院门方便，把院门口的台阶改为斜坡，可惜没过多久，他刚过五十就去世了。

读者“张淑芳”留言：康宝璐老师己故去多年，文中谈到化山、化东，也己早逝。女儿化玲也病逝一年多了。时光荏苒，熟悉的面容，记忆犹新。物是人非，感谢作者让我重温旧事感慨万千。

当年二楼还住着王化山姨家一家人，姨康叔玫酷爱国画、刺绣，退休后先后在市老年大学、青岛书画研究院学习，作品多次在《老年生活报》、《半岛都市报》上刊载。姨夫刘洪礼曾任潍坊发电厂厂长，青岛发电厂党委书记。我姑父当时是青岛电厂副厂长，姑姑又与刘洪礼姐姐刘淑萱都是山大医院最早的一批护士长，姑姑和姑父的结合，就是刘家姐弟做的媒，所以两家关系很密切。刘洪礼上世纪五十年代病逝，遗体埋葬在北京八宝山。

刘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我一批下乡诸城，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王宗海一个组，去了诸城最艰苦的山区桃林花石子。在村里她能吃苦，人缘好，大队和贫下中农让她办起了“服装厂”（一台缝纫机，厂长、工人就是她一人），负责给全村男女老少做衣服。她精湛的手艺，热情的服务，得到全村社员的好评。1971年大队推荐她到城里就业于诸城化肥厂，她曾在县职工“七二一”大学学习，后来留校当了老师。调回青岛后，在青岛大学高职学院任副教授。

23号整个三楼解放后被山东大学（后来的海洋学院）承租当作了教工宿舍。1958年至1968年高我一级（67届高中）的二中学兄牛青山一家在这里住了整整十年。青山的母亲开始在山大医院幼儿园工作，我妹妹小时候就在那个幼儿园。后来李阿姨调到妇产科，与我母亲成了同事，我们家大人都叫她“老李护士”。李阿姨见到我和妹妹总要打招呼，现在我还记得她慈祥和蔼的面孔。

青山的父亲是山东海洋学院(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系教授。牛教授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气象学家，毕生从事气象学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气象学专业人才。他是1952年应海洋学家郝崇本先生聘请，由四川大学来到山东大学海洋系担任教授的，全家也由四川成都迁来青岛。

青山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他兄弟姐妹四人，当时外祖母还在世，七口人住在一起。几十年历尽沧桑，现在老人们都已故去，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也六十七岁了。他们在各自工作领域都是佼佼者，各有建树，目前都已退休，安享晚年。

青山的母亲与我母亲因是青医附院同事，年龄相仿，又是邻居，差不多同时退休，关系很好，青山家搬走后母亲和李阿姨的走动反而更频繁了。退休后的两位老人都照看孙女，带着孙女串门便成了常事。冬日的暖阳中，夏天的树荫下，看着孙女们兴高采烈地“过家家”，老人们除了回忆共同的同事，回忆工作中的往事，谁家有什么“好事”也愿与对方分享，有什么烦恼也爱向对方倾诉，彼此安慰，互相开导，共度温馨的好时光。后来我跟青山聊起来，都认为领着孙女互相串门是两位老人晚年生活中的一大乐事，老一辈之间的深厚友情让我们深受感动。那时23号一楼住着四户人家，进走廊第一家是曹家。曹志安大爷高高的个子，红脸膛，满头白发，很慈祥的一位老人，曹家是23号除房东外最早的住户。曹大爷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小时候聪明调皮，经常领着院里的小朋友爬墙上树，玩解放军捉特务的游戏，他总是拿着一只木手枪当司令。他从小就拉二胡，是江苏路小学、二中宣传队成员。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他比同班同学晚一年就业，被分配到浮山所百货店，后调到台东区一个办事处从事经济管理、综合治理、司法等工作。退休后他仍在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为法制建设贡献余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庭电话还很少有人家安装，曹家有一部。我父亲那年半夜病危，妻子凌晨两点到他家借用电话通知妹妹，把他全家人都惊动起来了。这事过去三十多年了，当时的情景妻子还记忆犹新。

一楼第二家老栾家，夫妇俩一个是孚得鞋厂的书记，一个是微电机厂技校书记，女儿曾在市南商业公司干过团委书记，是一个“一门三书记”的革命家庭。儿子小栾也在职工业大学过英语，是我们楼上张采泉的同学。前几年小栾要卖房子，正好那时我们想买房，小栾知道后便让我们优先，并表示可以再优惠点儿。虽然每平米才一万左右，但我们觉得老房子没有独立厨卫不方便，没有买。现在那房子每平米要四、五万了。

一楼的牟家老两口听说是入城干部，都享受离休待遇。张传英大姨离休后还干了几年街道居委会主任，她办事认真负责，热心为大伙服务，在邻居中很有人缘。牟家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其中有两个是聋哑人。有一年我三姨从东北带着表妹来看我母亲，表妹也是聋哑人，那年五、六岁。她一来就跟牟家那个年纪相仿的小聋哑人交上了朋友，每天在院子里比比划划玩得很开心，连饭都不顾的吃。回东北那天，小表妹没跟我们说，自己跑到23号找到小朋友告别，那依依不舍的样子我和妹妹们至今还记得。张大姨前些年就把房子租出去了，最近听说已经卖掉了。

一楼最里面一户是杨老太太领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一起生活。杨老太是天津人，是个热心的京剧票友，我父亲也爱唱两句，我记得他们曾在街道办事处唱过折子戏。后来小女儿在家里住，女婿是印尼华侨，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的模样。

有人说龙口路上除了40号华岗外没有名人，其实中段三个院原先的主人：21号甲、23号的义聚合王氏兄弟，25号的沙雨辰当年都是青岛商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

25号的沙雨辰，又名沙震，回族，1905年生于北京牛街。1937年从北京来青岛，在聊城路成立怡和商行做古玩生意，后来搬到中山路用自己的名字改为雨辰商行，成为岛城三大古玩商行之一。上世纪四十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岛城古玩行业盛极一时，沙雨辰很快便成为青岛回民中屈指可数的富商。

沙雨辰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在聊城路时就曾开设粥棚舍济穷人，青岛清真寺建立之初便捐赠大量钱款，后来也是不断给寺里捐款捐物，被推选为青岛回教协会理事。1946年5月当局同意了青岛回教协会提出建立回民子弟小学的意见，沙雨辰不但自己捐款捐物，还与其他回民代表到南京上海募捐，47年回族复真小学开学，沙雨辰被选为校董。沙雨辰因在回民中的声誉，被选为第一届市政协委员。

解放后回教协会改组为清真寺理事会，沙雨辰仍被选为理事。理事会鉴于回民因饮食不便就医难的现状，决定建一所回民医院。沙雨辰无偿捐出自己住宅的一层楼房和后院平房，在龙口路25号建起了主要针对回民的和平医院。56年公私合营时，和平医院归到市南区医院。

56年的公私合营也把雨辰商行与另一家著名古玩店北京商行合并到一起，成为了“中山路旧货委托商店”。

近几年沙家又出了一个比沙雨辰还有名的名人沙洲，沙洲是沙雨辰的曾孙。他以青岛话为基本元素，创作、演唱、制作了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说唱歌曲，比较有代表性的《真惊了》、《挖嘎啦》、《青岛小嫚》、《逛栈桥》等，成为国内嘻哈歌手的领军人物之一。沙洲的歌诙谐幽默，老少皆宜，很快在青岛成为青少年的偶像，连影帝黄渤也是他的粉丝。2012年作为青岛城市文化的代表人物拍摄了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的专题纪录片《Sixdegrees》，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展示了青岛的街头文化。

我想沙洲恐怕没在25号住过，但这里是他的根，从这里他走上了说唱歌坛，也一定会从这里走向世界。

沙雨辰1947年买下了25号，人称“沙公馆”。25号的过去就是那种人们常说的“花园洋房”，主楼是一栋德国人建造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塔楼上的避雷针顶着一弯新月，那是沙家买下房子后自己安装上的伊斯兰教的标志。占地3.4亩的院子分前后院，一条鹅卵石甬道从大门口通到房前。甬道两旁种着冬青、松柏，前院还有丁香、玉兰，春暖花开时，满院飘香。后院有一片草坪，绿草如茵，周围的平房是仓库、养鸽子的鸽子笼。每年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宰牲节）前，沙雨辰总要买几头牛几只羊在后院养着，节日期间拉到清真寺宰杀给穆斯林们过节。

京剧大师马连良1953年来青岛演出时，谢绝了主办方的安排，执意住进美如花园的沙公馆，当然也因为他本人是回民，受到了回民票友沙雨辰热情相邀的缘故。

25号似乎是地杰人灵、音乐人才辈出的摇篮，不仅出了个沙洲，还出过 “大师级”的名家—山东省音乐家协会管乐委员会理事、青岛战友情交响乐团团长苏乐平和他的弟弟在青岛演艺集团文艺院团担任领导职务、目前被瑞士卡拉多斯音乐学院聘为单簧管客座教师的苏乐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25号经常飞出或激越或缠绵，或雄壮或舒缓的悠扬乐曲，那是苏家兄弟领着一帮文艺青年在倾情演奏。他们吹拉弹唱，中西合璧，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一会儿高山流水，一会儿林中鸟鸣，挥洒着对音乐的热情，诠释着对音乐的理解，放飞着对音乐的理想。那时苏乐平就被大家公认为“大师级”的坊间吹奏乐老师，后来兄弟俩都以精湛的艺术功力考入部队文艺团体。

转业后的苏乐平先是在专业文工团工作后又调入青岛市文物局康有为博物馆，在搜集康有为文物方面为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苏乐平是岛城单簧管协会资深顾问，弟子桃李满天下，并且个个成绩不菲，岛城吹奏乐比赛的前几名几乎总是被他的学生包揽。凡是考入中央音院、西安音乐学院等名校的学生，履历表中总要自豪地填上“在青岛师从名师苏乐平”。国家顶级交响乐团中，也会看到苏乐平弟子的身影，有些甚至是“首席”。令人欣喜的是苏家后继有人，苏乐平的女儿在国家交响乐团任竖琴演奏员，获中国十大青年竖琴演奏家荣誉称号。

我初中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孙韵平也在25号住过。她从临朐下乡回青就业在四方的一个电冰柜厂，后来当上销售科长，那个年代冰柜是紧俏商品，有同学便走她的后门，搞到冰柜票，才能买到。

孙韵平的老公刘增才是她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支边到青海建设兵团，鸿雁传书11年才与孙韵平结婚，而且只能两地分居。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刘增才以地区第二名、农建师唯一的身份考入青海师专，79年只读了一年多专科的他又考入北京师范读研究生。毕业后刘增才回到青岛，成为海大的副教授。他讲课天马行空，妙趣横生，深得学生们的欢迎，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刘增才多次作为自学成才的励志典型、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被岛城各主流媒体做过专访，也是岛城的知名人士了。只是他怎么从马列主义哲学教授转换成《易经》研究的国内重量级人物着实让人费解。

孙韵平的姐姐孙韵梅也是岛城知名人士，原江苏路小学特级教师、校长，曾荣获过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齐鲁名师等荣誉称号。我还记得她的模样，高高的个子，大眼睛，一头短发，端庄文静，秀丽干练。

25号还住过青岛的另一户回民望族金家。金家的两个儿子先后娶了沙家的两个女儿，都在25号住过，而他们的后人又与院里苏家的孩子青梅竹马，长大后结为连理。几家人既是邻居，又是亲戚，成为我们周围邻居中的一段佳话。

金家老二金邵伟曾是九中的外语教师，后转行到外贸纺织品公司搞业务。改革开放后，许多外贸人员把公司的客户变成自己的，人才大量外流，业务量急剧萎缩。金邵伟却不为名利诱惑，仍在公司里坚守岗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连年超额完成计划，成为青岛外贸界的一面旗帜。现在金邵伟经营着本市一家纺织品公司，业绩斐然，其女婿苏杭在其熏陶培养下也成为业界翘楚。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平医院搬走后，25号先是被运来一车木材“暂借”存放，后又不断运来煤块煤面，最后终于变成煤店。那个年代煤炭是紧缺物资，我还记得寒冬腊月北风呼啸中，人们穿着各种御寒服装，天不亮就排队。买到煤后，地排车小推车各种运输工具齐上阵，我家离煤店近，就用自行车一趟趟往家运。

八十年代末，据说有人看中了25号地角，要在这里盖市政府宿舍楼。老楼88年拆迁，两座新楼盖起来后，项目负责人因贪污受贿被捕，于是一座楼安置了拆迁居民，另一座被外贸食品公司买下，居民们92年入住。前些年，妻子在街道当组长，25号也是她的“管辖范围”。后来女儿生孩子，妻子在家看外孙，我便干了两年“替补”，有两件事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一件是2014年老院安装暖气，我到25号挨家挨户调查摸底，征求意见。那时是冬天，二楼一家老两口都八十多岁了，我去那天两位老人穿着羽绒服，坐在床上盖着棉被，抱着热水袋取暖，听说要安暖气，激动得跳下床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谢，那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让我感动不已。后来我又陪工作人员逐户测量设计，忙完已经是夏天了。一天晚上，有人敲门，开门见一陌生人提着一个西瓜，进门后她说：“我是25号的居民，来感谢大哥为我们安暖气忙里忙外地忙活。”我完全没想到做了这么点儿份内事却被邻居们记着，心中既感动又欣慰。

另一件是五楼平台的违章建筑，2012年十六户居民联名举报，报纸、电视都曝了光，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还在民生在线直播答复，后来听说违章房主与举报人达成了协议。2014年五楼房主要装修，又惹恼了楼下邻居，再次举报，惊动了市区两级政府。城管想挨户落实一下邻居意见，社区让我陪同。我陪城管小袁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发现只有几户举报者坚决要求拆除，大部分邻居还是随大流或无所谓，有意见也不想得罪人。小袁了解了情况回去交差，我也完成任务。没想到晚上涉事房主找到我们家，希望我们能帮忙说说话。这种事我们哪能帮上忙，只是不提名地讲了一下了解的情况，她也知道是谁举报，表示回去自己想办法。后来听说她们自己解决了，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25号除了老邻居，这几年又结识了几位新邻居。退休后参加了市老年大学的太极班，有一天在沂水路早市见到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对这位同学有印象是因为她在班上学东西快记得牢，动作规范标准，觉得她年轻，很是羡慕佩服。经交谈得知她就住在25号，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她姓于，年纪比我还大。于姐因工作原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后来太极班的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她自然成了群里的骨干。在群里大家也才了解到于姐兴趣广泛，音乐、摄影、书法都很有造诣，特别是她的游记，文采飞扬，知识丰富，被大家公认是我们班的才女。

于姐看过我的《金口路》系列，给予很高的评价，她对我说，写作首先要“走心”。“走心”这个词我第一次见到，仔细想想很有味道，于是后来我再写东西时，便总是用“走心”来要求自己，力求写得更好。

今年社区主任把我拉进社区合唱团，第一次活动坐在身边的团友自我介绍姓刘，住在25号。老刘叫刘良琨，原来在燃料公司石炭线负责机械设备的安装维修，后来公司派他到职工业大上了四年学，回公司担任了设备科长。25号的煤店后来搬到后院，开了两个门，给煤店留了两间门头房，都在黄县路上，一间是车间，一间是门市兼仓库，门牌是龙口路25号甲、乙。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燃料公司改制，龙口路煤店要卖给职工个人，老刘为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把这两间房买了下来。2012年出租办起了咖啡馆，当时还是很时尚的，生意兴隆，现在周边已是咖啡一条街了，生意便萧条了许多。老刘酷爱旅游，前些日子夫妇二人到广西、柬埔寨转了半个多月，途中发回很多美丽的风光照，很是让群友们羡慕。

龙口路上现在第一个双号院是34号，这个院在湖南路拐角，另一个门在湖南路上，门牌是湖南路2号。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北舰干部家属楼，住有五六十户人家。我认识住在这个楼上的李素珍大姐，李大姐是这个院的组长，她是个认真负责的热心人，每周的组长会从未缺席，社区布置的工作她从不偷懒，总是出色地完成任务。

李大姐退休前是北舰文工团的歌唱演员，有一副好嗓子，七十多岁的她性格乐观开朗，在社区参加活动时，见到人总爱微笑着用一句歌声跟你打招呼。她受过专业训练，是社区合唱团的绝对主力，但她从不自傲。李大姐还是一个婚庆锣鼓队的骨干，打鼓间隙她经常引吭高歌，为现场增添喜庆气氛，引来围观人群的叫好和掌声。

34号门前的人行道上，原来有一口水井。那些年青岛市用水紧张时，每人每天定量15斤，附近的居民便都到那口井打水洗菜洗衣服，几乎家家都备有水桶扁担，对面北舰汽车队的战士也用井水洗车。文革初期，有人跳进水井自杀身亡，部队战士把水抽干，把人捞上来，发现井里还有子弹，还有不少金银元宝，那都是人们害怕“破四旧”抄家扔进去的。自从水井淹死人后，再也没人到那里打水了，后来部队把井填死了，现在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龙口路中段从龙江路口到张店路口有过一个农贸市场，马路两侧卖菜卖肉卖蛋的，卖大米面粉各种粮食的，卖花盆碗筷土特产的，卖烤地瓜小食品的，熙熙攘攘热热闹闹。虽然下班回家到门口割点肉买点菜，进门就能做饭，很是方便，但每天从清晨到夜晚，汽车的轰鸣声，小贩的叫卖声，顾客讨价还价的嘈杂声，此起彼伏，也确实扰民，市场开的时间不长便“挥师北上”，移到北段张店路了。

龙口路中段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我经历过、听说过的却太少太少。但即便我经历过、听说过的也远远不止我写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必须顾及、尊重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的感受和意见。有些故事会揭开尘封已久的伤疤，有些则会打破平静安宁的生活，尽管这些故事很精彩，甚至很具有“历史的、社会的”意义，我也只能忍痛割爱。

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我的女儿对我的评价是“有意思的不能写，写的都是没意思的”，有点儿尖刻，有点儿绝对，有点儿伤人心，却也有点儿道理。虽然写的不是“一地鸡毛”，但也确实有些是“鸡毛蒜皮”，没有意义。不过这不就是我写作的初衷吗？我当初就是想借助一条街，一个院，一座楼这样的平台，回忆、记录某段时间住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喜怒哀乐，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并没有想去反映什么深刻的意义。

但我要求自己，即便是“鸡毛蒜皮”，也必须真实，真实才有生命，真实的“鸡毛蒜皮”也就是我们草根的“个人历史”。无数“个人历史”汇集起来，就是我们的“社会历史”。

为了安慰自己，借用点儿阿Q精神，说点儿让人听不懂的话：“没有意义”就是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接下文：

龙口路和龙口路上的邻居（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