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与禾主要讲了什么?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读后感(附2024年最新排行榜前十排名名单)

草，是牧草，是游牧，是草原文明。

禾，是禾苗，是农业，是中原文明。

身处农业文明的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以为在中原之外，特别是更北方的草原地区是一片蛮荒之地。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农牧交汇地带，甚至更北的草原深处都曾出现过非常繁荣的文明。

地跨欧亚大陆的广阔草原带，长约8000公里，面积达800万平方公里，干旱少雨，不适合耕种，却适合草的生长。

生活在其间的众多民族，人种不同，语言不同，却有着相同的习俗——骑在马背上，以放牧为生。

相比于农业社会而言，草原文化更具有流动性。在草原上移动快捷而轻松，山不太险水不太急，甚至不需要为马匹准备饲料。这也是游牧民族军事力量很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阿尔泰山天山向东到大兴安岭之间的这部分草原带，再加上大兴安岭以东丛林、沼泽、溪流、草甸混杂的东北地区，绵延于中国的北方，对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如何与北方草原上的强悍对手打交道，是中原王朝的大事。反之草原帝国如何面对南面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中原王朝，也是其要考虑的重要外交关系。

从草与禾的角度来看，中华4000年的文明史就是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碰撞和回应、冲突与融合的历史。

比如长城，就是禾与草的冲突留下的实物遗产。

《草与禾》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

一方面帮助我们用更宏大的视角来观察我们已经熟悉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舞台就不仅仅是中原地区了，还包括蒙古高原、长城地带、西域等等。

另一方面呢，又给了我们一架显微镜，可以对匈奴、鲜卑、蒙古等等这些大名鼎鼎却无多细节的草原民族政权内部有更细微的了解，从而对历史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体认。

下面举两例：

北魏孝文帝改革

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最具标志性的迁都，我之前的理解是关键在于北魏孝文帝个人。孝文帝积极进步，追求中原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守旧落后势力做斗争。虽然后来改革失败了，那也是因为时机不对。

这本书给了我全新的视角。当然不能说孝文帝本身不重要，而是说“为什么要改革”并不仅仅是因为孝文帝喜欢崇尚汉文化。

望远镜戴起来——我们的眼前赫然出现了蒙古高原。

在公元5世纪初，柔然汗国兴起，横扫整个蒙古高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北魏如果想要扩大地盘发展实力的话，向北的可能性已经被封死了，那么只能向南欺负更弱的南朝。

显微镜戴起来——我们清楚地看到北魏政权结构本身其实包含着变革的基因。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起的草原政权。后来发展成为了囊括一部分草原和大片平原区域的北方强国。政权本来兼具了草原传统和中原华夏传统。只不过孝文帝更激进地选择了向“中原文明”一边倒。事实也证明“二元结构”才是最符合当时北魏现实的。

元朝的三体政权

蒙古帝国的基本原则之一，帝国是属于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宗亲是蒙古帝国的股东，大汗只不过是家族的族长，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财富给宗亲。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做大汗。

因此元朝最高统治者需要不断地通过赏赐财富来换取这些宗亲的忠诚，否则就有会被干掉的危险。元朝至始至终都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政局动荡的考验。

元朝政府从哪里得到巨额财富呢？

本书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三体政权”。当然这和刘慈欣的“三体”没有关系，它的意思是，元朝政权有三大支柱：草原的军事力量，华夏的生产力量和西域的商业力量。

在传统的华夏政权，倾向于控制和抑制商人的活动，商人的地位非常之低。但是在元朝政府对于理财非常重视，商人的地位高于其他职业和宗教人士，仅次于蒙古贵族。所以在元朝政府中，西域色目人地位比儒生高得多，因为色目人擅长经济。

元之前的契丹和金朝，同样重视商业，但是西域的商人不受他们的直接控制和管理，无法将西域的力量融入自己的政权结构中。只有元朝（蒙古帝国）第一次把西域商业力量掌控在自己手里，成为维持政权运转的三大支柱之一。

这三者紧密对接，相互支撑，缺一不可。草原军事力量给华夏提供安全和秩序，保障西域商人的运输和买卖活动。华夏生产力给草原和西域商人提供大量的物产，给草原居民提供粮食。西域商业力量，将华夏物产转化为财富，支持草原消费，也给华夏生产提供需求动力。

元朝这种三体政权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但毫无疑问是元朝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

希望我所举的两个例子能够略微展现这本书的特色和魅力。

当然我也必须得承认，这不是一本休闲的书，纷繁复杂的历史，抽丝剥茧的分析，时远时近的视角，都要求读者集中注意力完全沉浸其中。但很快你就能品尝到其中的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