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què》：一部沉寂了300年才出版的历史名著(附2024年最新排行榜前十排名名单)

中国的史书可谓是达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了，仅一部二十五史（含《清史稿》）就足让学习历史专业的人穷尽一生去读，再不济就是读完《史记》和《资治通鉴》也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和时间了。

笔者第一次获悉这部书的信息，不是在大学时专门学了两年多的历史，而是在阅读某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而且文章作者表达的意思也不是对这部历史著作的评价，而是对此书的作者谈迁在创作此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意志、不懈地坚持，承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煎熬的那种精神。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这部史书，才会让觉得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所在。

这部史书是一部传奇，是因为这部史书历经磨难，数十年二度成书却拖延了300年才刊行于世；史书的作者也同样是一部传奇，是因为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撰写史书会有他这么悲催，在他离世的不久前才完成，却一直未能正大光明地问世。

我们先来看看谈迁撰写这部史书的艰难历程。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海宁县枣林人，明末秀才，生于公元1593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死于公元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

谈迁家境清贫，靠当幕僚、代写应酬文字，以赚取月俸钱为生。但他贫而有志，好读书，尤爱史，特别是对明史尤其用心。当他阅读了《明实录》《皇明通纪》等明史书后，觉得其中错漏较多，于是他决心靠自己的力量，编写出一部真实可靠的明史来。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后，他更感到国亡而史不可废，要以爱国遗民的心愿，编写明朝国史，以寄托其亡国的悲愤了，这就是他编纂《国榷》的初心。

《国榷》的编写，主要依靠明朝历朝实录、崇祯朝的政府公报(邸报)，以及明代一百多家名人和学者的著述。他还广泛寻访古迹、遗闻，以期获得丰富而可靠的感性资料，以确保史书的真实性。《国榷》于公元1621年开始创稿，“六易其稿，汇至百卷”，于1626年完成初稿，1645年以后，又陆续加写了崇祯和弘光两朝史事，这样一部百余卷的明代编年史，经过二十多年的编撰，终于完稿并即将问世。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书稿成之后的一个夜晚，全部书稿竟被人偷窃了去（估计盗贼以为他精心保管的东西是值钱货，没有想到是一部书稿，后面这这样佚失了），几十年辛勤劳动成果，就这样连片纸都没有留下。试想，当我们好不容易写了好几造字的文稿，突然忘记了保存或者是误删除，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感觉，而谈迁书稿是费了数十年心血，而且是数百万字啊，所以会是多么的悲催。

这场书稿的“浩劫”虽然对谈迁打击很大，但他却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几番痛哭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做出重新写一部更好的《国榷》，他重新把原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再补充新的史料，继续创稿。1653年，谈迁借受聘去北京给人作记室的机会与便利，他广泛地拜访明朝的降官、故吏、太监，乃至皇亲国戚等各阶层人物，把新得到的种种传闻记录下来，同文献资料核对后，用以订正和充实《国榷》的内容，这正是在他在老家海宁所不具备的条件。就这样，从1647年起，又经过了十年，一部内容更加翔实，体例更完备的《国榷》终于又重新可以问世了。

然而，谈迁至死也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刊行，因为他重写的《国榷》完稿时，大明已经变成了满清的天下，尤其后来文字狱的兴趣，与明朝挨上边的文字都有可能会被灭九族。所以，谈迁在世和此后的300年，这部书就一直没有刊行过，只是在小范围内以“手抄本”在圈内秘密传看，万幸的是也躲开了一次次的文字狱，也躲开了被“四库剪刀手”庵割的命运，算是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了，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国榷》。

谈完作者，我们再来看看《国榷》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谈迁的心血是否值得这么做。简单地说，《国榷》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达四百多万字，记叙了从明太祖诞生至清兵入关为止的三百多年的历史。尽管受时代局限和谈迁个人的的好恶，书中对某些人和事会有不客观的评价或者是价值取向，但作为史书而言，有人这样评价“书中敢写他书多不敢写”，而且史料也十分考究且严谨，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书巨作。

在清康熙诏令张廷玉等修《明史》前，涉及明史的历史著作较有代表性的有夏燮有〈明通鉴〉，虽然也是百余卷本，但限于作者的史学修养和其他原因，这部书的史学价值并不高。《国榷》是一部明代的编年史，按年、月、日记载了自公元1328年(元天历元年)至公元1645年(明弘光元年)间的重大史事。同时谈迁编撰《国榷》属于当朝人写当朝事，时间相去不远，而且很多事件的当事人谈迁都亲自采访过，因此，资料比较多并且史实的查核也容易准确。由于《国榷》的整个编撰工作，是在官府之外进行的，排除了官府的干预，谈迁又具备了作为一个相对正直的封建史家应有的品质，因而，就使得他的《国榷》较之其他史书，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然而，这部书沉寂在民间一下子就300年，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迎来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才使这部书得以出版问世。当然，这部书的出版问世还要提到一个极其关键性的人物，他就是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张宗祥。张宗祥（1882－1965）不仅是书法家、图书馆学家，也是校勘家。他曾主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经他校勘的古籍有300多种、九千余卷，其中明代史学家谈迁的《国榷》是很重要的一部。

据相关研究表明，自1925年，张宗祥开始收集《国榷》稿本。首先，他找了海宁蒋氏（蒋光焴）“衍芬草堂”本过录。这一年，张宗祥到温州任瓯海道道尹，《国榷》的这一抄本就是在他温州任上的两年间利用业余时间陆续完成的。

（张宗祥塑像 ）

1927年，张宗祥寓居上海时，又拟借刘氏（刘承干）“嘉业堂”藏明历代实录进行校正，考虑到有些史料在缺漏，又参照《明实录》等其他文献进行校补。此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无济征求张祥意见，推荐些书印四部续刊，张宗祥推荐了查继佐的《罪惟录》和谈迁的《国榷》，后因《国榷》篇幅过长未被影印，这又使这部史书出版延续了30年。

新中国成立后，张宗祥到杭州任职浙江图书馆馆长，公事之余，他继续整理《国榷》。1954年，经多方寻找，张宗祥终于得到《国榷》的另外一个抄本，即四明卢氏（卢址）“抱经楼”抄本，同时还得到一个仅有崇祯一朝的抄本。1954年冬，又得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等，张宗祥将蒋氏“衍芬草堂”和卢氏“抱经楼”抄本进行了对比，并将“抱经楼”本过抄到“衍芬草堂”本上，多版本样校，整理出了较了完整可靠的书稿。

到1955年末，74岁的张宗祥终于校补成比较完整的《国榷》，前后历时30年。他把全书厘为百卷，前十二篇定为卷首四卷，“弘光”一朝定为最后四卷，所以全书定为108卷。

当时，古籍出版社有出版《国榷》的计划并由时任副总编辑傅彬然与张宗祥联系。因此，张宗祥校补完《国榷》后，即把稿子交古籍出版社。1958年12月，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国榷》，共108卷、420万字，有厚厚的六册。后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3月并入中华书局，所以在出版《国榷》（初版）时仍署“古籍出版社”之名，后重印时署中华书局。

正是在张宗祥先生的持续努力下，《国榷》才得以在300余年后出版发行，让这部历经磨难的史书得以重见天日。笔者没有买到纸质的，但收藏了由中华书局1958年版1988年第2次印刷的电子版书两部，其中一部就是张宗祥校点的。（文中插图源于网络，侵权见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