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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年代的真实故事:桑榆散文《饥饿年代的父亲和我们》(附2024年最新排行榜前十排名名单)

2024-01-13 15:57:44 全球排行榜123网 公司

 

饥饿年代的真实故事:桑榆散文《饥饿年代的父亲和我们》(附2024年最新排行榜前十排名名单):父亲“右派”平反后的留影饥荒之年,我们一家人因吃商品粮,不至于彻底断炊,像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一样,悲惨地躺在床上等死,但也同样受到饥饿的威胁。进入1960年,粮站渐无米面供应,只以……全球排行榜123网www.vai8.com)小编为你整理了本篇文章,希望能解对你有所帮助!

 

饥饿年代的真实故事:桑榆散文《饥饿年代的父亲和我们》饥饿年代的真实故事:桑榆散文《饥饿年代的父亲和我们》

父亲“右派”平反后的留影

饥荒之年,我们一家人因吃商品粮,不至于彻底断炊,像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一样,悲惨地躺在床上等死,但也同样受到饥饿的威胁。

进入1960年,粮站渐无米面供应,只以山芋干、豆饼代之,成人每月二十四斤(日供八大两),孩子每月只有十几斤。有时连山芋干、豆饼也不能保证供应,便以山芋叶、黄豆叶、山芋藤面等充数。我虽是九岁的孩童,饭量已大的惊人,一顿要吃四五碗稀饭。五岁的妹妹晓丽和三岁的三弟晓峰,每顿也能吃下两三碗。那时的孩子,因长期缺乏营养,天天喝稀汤,体型几乎都是四肢细瘦,肚子圆大,状如鼓了气的青蛙,我们兄妹,也个个如此。四弟浩波刚学说话,尚不会走路,每天坐在一个竹子做的手推车里,挥舞着小手,嘴里喊着“吃”、“吃”,以表达他的欲求。

农民饱受饥饿的煎熬,许多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没人再有力气种菜。猪肉鱼虾之类,街上虽偶尔有卖,但价格高得惊人,一般人根本吃不起。但吃饭时总要吃菜,于是奶奶便把豆饼泡开切碎,放入大葱,倒上几滴油,炒了当菜吃。有时碰巧买到豆腐渣,加入油盐葱蒜炒着吃,也是上品。后来连豆饼、豆腐渣也吃不上,便把盐用油炒过,名曰:“油炒盐”,吃饭时把盐碗放在桌上,聊胜于无。吃法是每人用筷子夹上几粒,和在稀饭里,或是喝一气粥,用筷子醮一下盐碗,沾一点咸味。开始我吃不惯油炒盐,吃上几口,便觉得心中作呕,后来吃惯,也觉得挺香,没它佐餐,反倒觉得吃饭没味。

父母不但要上班,还要经常出诊,父亲出诊的次数尤多。父亲因是地方名医,各公社医院遇到疑难重症,要请他出诊;一些公社、大队干部,自己或家属生了病,也要请他出诊。总铺区所辖六个公社,近则几里,远则十几里地,都要跑到。其劳累可想而知。

父母亲到一些社员家出诊,有时连饭都吃不上,看完了病,只有饿着肚子回家。若路途太远,只得向当地干部讨顿饭吃。那时农民虽然缺粮挨饿,干部家却天天有干饭大馍,且不乏酒肉。当时有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大队或公社干部,其特权之大,可想而知。而今一些人硬说那时“官清吏廉”,只能蒙骗青年一代。父母亲遇上公社或大队干部请出诊,可以吃上一餐好饭,有时干部还会给上二三斤米面带回。父亲因是“右派”,是“阶级敌人”,遇上干部家请客,便不让他上桌子,只给他几块馍,一碗菜,让他蹲在厨房灶边,一饱饥肠。父亲舍不得吃光那些馍,总要揣上一两块,带回让我们兄妹分享。

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出诊大多是为人接生。那时许多农村妇女已因长期饥饿而绝经,不再生育,生孩子的多为公社、大队干部的老婆。家中添人进口,对饥饿的农民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但对吃喝不愁的干部家来说,却是喜事,因此总要给母亲一点粮食,表示感谢,而那时粮食则是最贵重的礼物。若是偶遇社员家生孩子,无粮可给,也会给些山芋叶、胡萝卜缨之类,以表谢意。

由于母亲出诊,带回食物的概率比父亲高,她一出诊,我们便期盼她早点归来。若哪天母亲出诊,到了傍晚,仍未回来,我和妹妹就到母亲下乡的路口,向远处张望,盼望母亲的身影出现在田间的小路上,巴望她能给我们带回食物。

奶奶是农业户口,可以在大食堂打饭,但每次打回的饭,多是稀汤,或野菜、山芋叶糊糊,黑乎乎的,其色与中药熬出的汤药无异。后来大食堂关了门,奶奶的口粮供应便彻底断绝。但奶奶并不是吃闲饭的人,她经常出去挖野菜,拾庄稼。收获山芋、胡萝卜的时节,她便提着篮子,带着小锄头或小铁铲,早出晚归,到已经收获过的地里去刨挖遗留之物。大通桥一带农民大面积种植胡萝卜,以抵御粮荒,收获之时,奶奶便独自一人,到那里去拾胡萝卜。大通桥距总铺二十华里,奶奶天不亮挎着篮子出发,天黑方回。

奶奶有时满载而归,挎回一篮胡萝卜,有时拾不到胡萝卜,便带回一篮胡萝卜缨,总之很少空手而回。一篮胡萝卜,有十多斤重,五十多岁的奶奶,要挎着篮子走二十里地,实属不易,但我从未听她喊累。

奶奶出生于妇女缠足的时代,但当曾祖母要给她裹脚时,她坚决反抗,才有一双“天足”。这双天足,使她得以像男人一样参加劳动,并且在遇到荒年时,可以靠一双大脚,四处逃荒要饭,与那些缠了足的妇女相比,显出很大的优势。而这优势,在“解放”后的饥荒之年再次得以发挥。

我和妹妹也到处挖野菜、拾庄稼。有一次,部队一辆运载兔子的汽车,在医院附近停留,士兵为兔子添饲料时,扔掉不少烂白菜叶,几个孩子上前争抢,我也抢到一些。奶奶当晚用这些菜叶煮稀饭,一家人吃了都说香。白菜叶的味道,当然要比野菜好吃得多。以后我仍到大街上去守株待兔,但遗憾的是,拣到烂白菜叶的机会,就像街头拣到钱包一样少,因此那一顿烂白菜叶稀饭,给我的印象很深。

有一次,我挖野菜竟挖到一处“宝藏”。那是一个田鼠洞,洞口位于田埂下方,我见有田鼠钻入,便出于好奇,用铲子去挖,看看鼠洞内是何形状,不料挖进一段之后,发现洞身忽然变大,里面竟有不少黄豆,我兴奋得如见宝山,当即脱下小褂,把挖出的粮食包起,带回家中。奶奶用称一称,竟有一斤多。她每次煮稀饭时放一点黄豆,竟吃了好几顿。后来,我挖野菜时,遇到鼠洞,便深挖猛掘,但均一无所获。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一家人吃到了一次美味。

总铺缺水,整条街只有北头粮站的一口水井,距我家一里多路。几年后公社才在我家附近凿了一口深井。我家吃水,总是父亲去挑。遇上天旱,粮站的人为了自己有水吃,便把井上了盖子,平时上锁,定时向本站职工开放。镇西北两里外,有一大塘,水面方圆数里,街北头的人只好到那里挑水。镇西南两里外有个小石塘村,村头有一口深井,街南头的人便到此井打水。由于打水的人多,井水常常见底,人们天不亮就起床,摸黑挑着水桶,前去打水。为能在水浅时也能打到水,人们制作一种扁铁桶,桶口椭圆,长约一尺左右,宽约三四寸,用这种桶打水,即使井里的水很浅,也可撇出水来,故又称“桶撇子”。

一天,父亲去挑水,一不小心,桶撇子掉入井中,弃之不舍,捞之无法,后来便找来粗麻绳,捆在我腰间,把我放到井下捞桶。那口井约七八丈深,我被父亲往下放时,身体不住地旋转,到了井底,头已发晕。井底比井口阔数十倍,约有半间房那么大,我忍着晕旋,借着父母从井口用手电筒照入的光亮,找到了水桶,刚要喊父亲往上拉,忽然发现水中有小动物跳跃,竟是青蛙,我将它们一一捉住,一共三只,装入桶中,这才喊父亲拉绳。

当天晚上,母亲把三只青蛙用水煮了,一人分得一点青蛙肉和一碗汤。一家人久已未沾晕腥,我觉得那肉那汤,味道之鲜美,远胜于鸡鱼。此后,我为了再享口福,曾到田里去捉青蛙,哪里捉得到!田里的青蛙、水蛇等物,早就被人捉光,那三只青蛙是因藏身于深井中,才未被人捉去,碰巧让我们享受了一顿美味。但不知为何,多年后,我再吃什么炒田鸡、饨田鸡,却觉得味道一般,再也找不到那次吃青蛙的感觉。据传,朱元璋早年行乞时,在破庙里又冻又饿,吃了一碗穷人施舍的青菜豆腐剩饭做的汤,觉其味甚美,问那汤何名,施者戏答曰:“珍珠翡翠白玉汤”。老朱后来当了皇帝,再命御厨做此汤,却怎么也吃不出美味来。我虽草民,但饥饿时所吃之物,于不缺鸡鱼肉蛋时再吃,其感觉也与老朱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相似吧。

有人送给父母亲粮食或豆饼之类,他们每次会省下一点,积上几斤,由父亲给黄泥铺的爷爷和三婶家送去以救急。爷爷和三婶家都是农村户口,三叔原为某建筑公司的水暖工,大饥荒时期,建筑业萧条,也被辞退还乡务农。我曾随父亲到黄泥铺去过,此时三叔家已与爷爷分室而居,分灶而食。原来的三间堂屋,北面一间门被堵死,从前墙开门,爷爷便住在北间。我当时对他们为何分家,十分不解,心想,爷爷就是三叔的父亲,他怎能看着父亲挨饿而不问?那时亲人分灶而食的很多,远不止三叔一家。但自家的亲人如此,仍然让我吃惊。

后来我才懂得,大饥荒之中,有些人的确能相濡以沫,有些人则为保命完全不顾亲情。对于后者,现在的人不能过于责备,一是因为我们没经过那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考验;二是遥遥无期的饥饿使人丧失亲情;三是有的人家觉得能活下一个是一个,将此作为一个残酷的选择。有一户人家,夫妻俩为了让儿子活下来,每从大食堂把饭打回,便把女儿赶出去,让儿子先吃,女儿后来终于饿死。这种做法虽然残酷,但却是出于无奈,稍有一点办法,谁愿眼看着亲人活活饿死?

大饥荒的恶魔,自降临人世起,便一意肆虐,毫无离开之意,饥饿的人们看不到一线希望的曙光。我们一家人与饥饿的斗争,似乎也未有穷期。

后来,父亲为了能让一家人能吃饱饭,终于在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那就是开荒。

总铺街南头,有一个土圩子,为日军早年占领期间所建。圩子中间有一个土堆,是炮楼的位置。炮楼早已被炸毁,只剩下一些残砖烂石。圩子四周挖有深阔的壕沟,挖沟的土翻向圩子一侧,形成高阔的圩埂,靠大路的一面,可能是后来修路时填过土,圩沟较浅,另外三面圩沟仍然很深,到了雨季,圩子便四面环水,只有南面一个小桥可以进入圩内。圩子荒芜已久,野草丛生,圩埂上长着一丛丛刺槐,常有蛇鼠出没。父亲征得生产队同意后,便带着我到圩子里开荒种菜。

父亲开荒种菜,只能用业余时间。起初整地,费力耗时,每天天刚亮,便把我喊起来,带着我一起去圩子。圩子靠公路的一侧,地较平坦,父亲便先从这里下手。我们先是砍掉荒草,检去碎砖乱石,然后由父亲挖地,我则把挖出的砖头石块拾到地边。不知用了多少个早晨,终于整出一块像样的地来。父亲在地里种上南瓜,又从农民家借来粪桶,从医院厕所挑去人粪尿,给瓜秧施肥。瓜秧小时,需经常浇水,父亲用水桶挑,我则用小桶提,好在圩沟里有水,取之不难。只是取水途中,常有一条水蛇从草丛中游出,让我冷不防打一个激灵。

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南瓜秧渐渐长大,吐出长长的瓜蔓,蔓上开出漂亮的嫩黄色花朵。南瓜花有公母之分,每一朵母花下,都长出一个嫩绿的小瓜纽,用手指轻轻一掐,便落下一个指印,且渗出清亮的液体。瓜纽长得很快,几乎一天一个模样。

南瓜还未长成,我们已经尝到种菜的快乐。南瓜花能吃,炒菜煮粥均可,而且味道不恶。在那时,吃南瓜花简直是一种享受。南瓜花的颜色与炒鸡蛋相似,花炒熟后,其色不变。家乡人有一句歇后语:“南瓜花炒鸡蛋——对色”,用来形容两个有相同缺点或恶习之人。南瓜蔓长到一定长度,要把头剪断,谓之“打头”,并且要剪掉过多的叶子。不打头,不修叶,蔓叶便会疯长,消耗营养,影响结瓜。那打下的头和一些嫩叶,都可以吃,这又为我们额外增添了可食之物。

待到南瓜长大,父亲怕人偷窃,又在圩子里搭起草棚,和我夜宿圩中。那草棚的矮墙,是父亲就地取材,从水沟边挖的土块垒成。土块中因有草根,干后不易碎裂,但墙面坑洼不平,墙垒好后,又用木棍竹竿拾起人字顶,上覆茅草,以遮阳挡雨。两端山墙,开有方窗,以便瞭望。

有一次,父亲因出诊未回,我一人到圩子里看瓜,夜降大雨,草棚漏水,我只好把雨具罩在身上。那种雨具,状如巨大的乌龟壳,上部较小,下部呈椭圆形,以竹篾和苇叶编成,顶在头上,上半身也得以覆盖,我已忘其名,只能称其为“雨披”。黑夜中的风雨雷电,令我不禁有些恐怖,难以入眠。我不时从雨披中探出头来,东看西瞧,忽然见一条绿白相间的花蛇(家乡俗称菜花蛇),从小窗爬入,吓得我顿时推开雨披,抄起一根竹杆,退缩于草棚一角。所幸菜花蛇未上我的草铺,而是从地上游出门去。但那一夜,我再也无法入睡,生怕再有蛇游进草棚。我看过遭毒蛇咬过的人被送到医院救治的情形,心想,若是被蛇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

次日,我把夜间遇蛇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安慰我说:“菜花蛇不咬人的,圩子里好像没有毒蛇。”但他的安慰,并不能让我在看瓜时安心入睡。只有和他一起看瓜,才敢放心睡觉。其实圩子里还是有毒蛇的。后来在圩埂上种麦子,收获之时,就发现了蝮蛇,幸未被它咬着。此蛇甚毒,其身短粗,颜色土灰,常盘踞不动,家乡人俗其“土龟蛇”,据说被此蛇咬过,不及时救治,会危及生命。

收获是喜人的,当父亲把一个个大南瓜摘下来,用筐一担担挑回家,堆在墙角时,一家人兴奋不已,这下可不再为吃不饱饭发愁啦!整个医院也为之轰动,原先持观望态度的医生们,也嚷嚷着要加入开荒种地的行列。自那以后,土圩子里又多了几个拓荒者,我们劳动时也不再寂寞。

我们天天吃饭不离南瓜,南瓜粥、南瓜饭、炒南瓜、南瓜汤,即当饭,又当菜,吃得满鼻子满眼,开始吃得香甜,后来终于犯腻。

父亲把已经能种植的土地让出一点,给生活困难,急需种菜自救的同事,又扩大战果,在圩埂上开荒。圩埂的顶部宽约丈余,向两边的堤坡稍加开拓,就有两丈多的宽度,三面圩埂,长度约两三百米,若都开发出来,面积可观。父亲先是披荆斩棘,用铁锹、大镐,铲除堤上的刺槐灌木,然后一点一点地开挖,终于整出一片地,种上了麦子。第二年夏天,我们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起白面馒头。后来,整圩埂全部开发,种上了麦子,春天满目葱绿,夏日一片金黄。

1961年,安徽省推广“责任田”,农村实行“定产到户,责任到人”,农民生活有所好转。街南头生产队队长赵得升,忠厚善良,乐于助人,见我父亲和几个医生,白天工作,早晚到圩子里劳动,很是辛苦,便扛犁赶牛,到圩子里帮我们义务耕种,又将圩子炮楼底座南部低洼处,除草翻土,改成水田,种植水稻。荒芜已久的圩子,终成一片良田。

那座圩子,成了总铺医院的菜园粮仓,使几户困难人家得以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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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父母亲和幼年时的我

【原文链接】桑榆散文:饥饿年代的父亲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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