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年代的真实故事：桑榆散文《饥饿年代的父亲和我们》(附2024年最新排行榜前十排名名单)

父亲“右派”平反后的留影

饥荒之年，我们一家人因吃商品粮，不至于彻底断炊，像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一样，悲惨地躺在床上等死，但也同样受到饥饿的威胁。

进入1960年，粮站渐无米面供应，只以山芋干、豆饼代之，成人每月二十四斤（日供八大两），孩子每月只有十几斤。有时连山芋干、豆饼也不能保证供应，便以山芋叶、黄豆叶、山芋藤面等充数。我虽是九岁的孩童，饭量已大的惊人，一顿要吃四五碗稀饭。五岁的妹妹晓丽和三岁的三弟晓峰，每顿也能吃下两三碗。那时的孩子，因长期缺乏营养，天天喝稀汤，体型几乎都是四肢细瘦，肚子圆大，状如鼓了气的青蛙，我们兄妹，也个个如此。四弟浩波刚学说话，尚不会走路，每天坐在一个竹子做的手推车里，挥舞着小手，嘴里喊着“吃”、“吃”，以表达他的欲求。

农民饱受饥饿的煎熬，许多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没人再有力气种菜。猪肉鱼虾之类，街上虽偶尔有卖，但价格高得惊人，一般人根本吃不起。但吃饭时总要吃菜，于是奶奶便把豆饼泡开切碎，放入大葱，倒上几滴油，炒了当菜吃。有时碰巧买到豆腐渣，加入油盐葱蒜炒着吃，也是上品。后来连豆饼、豆腐渣也吃不上，便把盐用油炒过，名曰：“油炒盐”，吃饭时把盐碗放在桌上，聊胜于无。吃法是每人用筷子夹上几粒，和在稀饭里，或是喝一气粥，用筷子醮一下盐碗，沾一点咸味。开始我吃不惯油炒盐，吃上几口，便觉得心中作呕，后来吃惯，也觉得挺香，没它佐餐，反倒觉得吃饭没味。

父母不但要上班，还要经常出诊，父亲出诊的次数尤多。父亲因是地方名医，各公社医院遇到疑难重症，要请他出诊；一些公社、大队干部，自己或家属生了病，也要请他出诊。总铺区所辖六个公社，近则几里，远则十几里地，都要跑到。其劳累可想而知。

父母亲到一些社员家出诊，有时连饭都吃不上，看完了病，只有饿着肚子回家。若路途太远，只得向当地干部讨顿饭吃。那时农民虽然缺粮挨饿，干部家却天天有干饭大馍，且不乏酒肉。当时有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大队或公社干部，其特权之大，可想而知。而今一些人硬说那时“官清吏廉”，只能蒙骗青年一代。父母亲遇上公社或大队干部请出诊，可以吃上一餐好饭，有时干部还会给上二三斤米面带回。父亲因是“右派”，是“阶级敌人”，遇上干部家请客，便不让他上桌子，只给他几块馍，一碗菜，让他蹲在厨房灶边，一饱饥肠。父亲舍不得吃光那些馍，总要揣上一两块，带回让我们兄妹分享。

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出诊大多是为人接生。那时许多农村妇女已因长期饥饿而绝经，不再生育，生孩子的多为公社、大队干部的老婆。家中添人进口，对饥饿的农民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但对吃喝不愁的干部家来说，却是喜事，因此总要给母亲一点粮食，表示感谢，而那时粮食则是最贵重的礼物。若是偶遇社员家生孩子，无粮可给，也会给些山芋叶、胡萝卜缨之类，以表谢意。

由于母亲出诊，带回食物的概率比父亲高，她一出诊，我们便期盼她早点归来。若哪天母亲出诊，到了傍晚，仍未回来，我和妹妹就到母亲下乡的路口，向远处张望，盼望母亲的身影出现在田间的小路上，巴望她能给我们带回食物。

奶奶是农业户口，可以在大食堂打饭，但每次打回的饭，多是稀汤，或野菜、山芋叶糊糊，黑乎乎的，其色与中药熬出的汤药无异。后来大食堂关了门，奶奶的口粮供应便彻底断绝。但奶奶并不是吃闲饭的人，她经常出去挖野菜，拾庄稼。收获山芋、胡萝卜的时节，她便提着篮子，带着小锄头或小铁铲，早出晚归，到已经收获过的地里去刨挖遗留之物。大通桥一带农民大面积种植胡萝卜，以抵御粮荒，收获之时，奶奶便独自一人，到那里去拾胡萝卜。大通桥距总铺二十华里，奶奶天不亮挎着篮子出发，天黑方回。

奶奶有时满载而归，挎回一篮胡萝卜，有时拾不到胡萝卜，便带回一篮胡萝卜缨，总之很少空手而回。一篮胡萝卜，有十多斤重，五十多岁的奶奶，要挎着篮子走二十里地，实属不易，但我从未听她喊累。

奶奶出生于妇女缠足的时代，但当曾祖母要给她裹脚时，她坚决反抗，才有一双“天足”。这双天足，使她得以像男人一样参加劳动，并且在遇到荒年时，可以靠一双大脚，四处逃荒要饭，与那些缠了足的妇女相比，显出很大的优势。而这优势，在“解放”后的饥荒之年再次得以发挥。

我和妹妹也到处挖野菜、拾庄稼。有一次，部队一辆运载兔子的汽车，在医院附近停留，士兵为兔子添饲料时，扔掉不少烂白菜叶，几个孩子上前争抢，我也抢到一些。奶奶当晚用这些菜叶煮稀饭，一家人吃了都说香。白菜叶的味道，当然要比野菜好吃得多。以后我仍到大街上去守株待兔，但遗憾的是，拣到烂白菜叶的机会，就像街头拣到钱包一样少，因此那一顿烂白菜叶稀饭，给我的印象很深。

有一次，我挖野菜竟挖到一处“宝藏”。那是一个田鼠洞，洞口位于田埂下方，我见有田鼠钻入，便出于好奇，用铲子去挖，看看鼠洞内是何形状，不料挖进一段之后，发现洞身忽然变大，里面竟有不少黄豆，我兴奋得如见宝山，当即脱下小褂，把挖出的粮食包起，带回家中。奶奶用称一称，竟有一斤多。她每次煮稀饭时放一点黄豆，竟吃了好几顿。后来，我挖野菜时，遇到鼠洞，便深挖猛掘，但均一无所获。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一家人吃到了一次美味。

总铺缺水，整条街只有北头粮站的一口水井，距我家一里多路。几年后公社才在我家附近凿了一口深井。我家吃水，总是父亲去挑。遇上天旱，粮站的人为了自己有水吃，便把井上了盖子，平时上锁，定时向本站职工开放。镇西北两里外，有一大塘，水面方圆数里，街北头的人只好到那里挑水。镇西南两里外有个小石塘村，村头有一口深井，街南头的人便到此井打水。由于打水的人多，井水常常见底，人们天不亮就起床，摸黑挑着水桶，前去打水。为能在水浅时也能打到水，人们制作一种扁铁桶，桶口椭圆，长约一尺左右，宽约三四寸，用这种桶打水，即使井里的水很浅，也可撇出水来，故又称“桶撇子”。

一天，父亲去挑水，一不小心，桶撇子掉入井中，弃之不舍，捞之无法，后来便找来粗麻绳，捆在我腰间，把我放到井下捞桶。那口井约七八丈深，我被父亲往下放时，身体不住地旋转，到了井底，头已发晕。井底比井口阔数十倍，约有半间房那么大，我忍着晕旋，借着父母从井口用手电筒照入的光亮，找到了水桶，刚要喊父亲往上拉，忽然发现水中有小动物跳跃，竟是青蛙，我将它们一一捉住，一共三只，装入桶中，这才喊父亲拉绳。

当天晚上，母亲把三只青蛙用水煮了，一人分得一点青蛙肉和一碗汤。一家人久已未沾晕腥，我觉得那肉那汤，味道之鲜美，远胜于鸡鱼。此后，我为了再享口福，曾到田里去捉青蛙，哪里捉得到！田里的青蛙、水蛇等物，早就被人捉光，那三只青蛙是因藏身于深井中，才未被人捉去，碰巧让我们享受了一顿美味。但不知为何，多年后，我再吃什么炒田鸡、饨田鸡，却觉得味道一般，再也找不到那次吃青蛙的感觉。据传，朱元璋早年行乞时，在破庙里又冻又饿，吃了一碗穷人施舍的青菜豆腐剩饭做的汤，觉其味甚美，问那汤何名，施者戏答曰：“珍珠翡翠白玉汤”。老朱后来当了皇帝，再命御厨做此汤，却怎么也吃不出美味来。我虽草民，但饥饿时所吃之物，于不缺鸡鱼肉蛋时再吃，其感觉也与老朱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相似吧。

有人送给父母亲粮食或豆饼之类，他们每次会省下一点，积上几斤，由父亲给黄泥铺的爷爷和三婶家送去以救急。爷爷和三婶家都是农村户口，三叔原为某建筑公司的水暖工，大饥荒时期，建筑业萧条，也被辞退还乡务农。我曾随父亲到黄泥铺去过，此时三叔家已与爷爷分室而居，分灶而食。原来的三间堂屋，北面一间门被堵死，从前墙开门，爷爷便住在北间。我当时对他们为何分家，十分不解，心想，爷爷就是三叔的父亲，他怎能看着父亲挨饿而不问？那时亲人分灶而食的很多，远不止三叔一家。但自家的亲人如此，仍然让我吃惊。

后来我才懂得，大饥荒之中，有些人的确能相濡以沫，有些人则为保命完全不顾亲情。对于后者，现在的人不能过于责备，一是因为我们没经过那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考验；二是遥遥无期的饥饿使人丧失亲情；三是有的人家觉得能活下一个是一个，将此作为一个残酷的选择。有一户人家，夫妻俩为了让儿子活下来，每从大食堂把饭打回，便把女儿赶出去，让儿子先吃，女儿后来终于饿死。这种做法虽然残酷，但却是出于无奈，稍有一点办法，谁愿眼看着亲人活活饿死？

大饥荒的恶魔，自降临人世起，便一意肆虐，毫无离开之意，饥饿的人们看不到一线希望的曙光。我们一家人与饥饿的斗争，似乎也未有穷期。

后来，父亲为了能让一家人能吃饱饭，终于在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那就是开荒。

总铺街南头，有一个土圩子，为日军早年占领期间所建。圩子中间有一个土堆，是炮楼的位置。炮楼早已被炸毁，只剩下一些残砖烂石。圩子四周挖有深阔的壕沟，挖沟的土翻向圩子一侧，形成高阔的圩埂，靠大路的一面，可能是后来修路时填过土，圩沟较浅，另外三面圩沟仍然很深，到了雨季，圩子便四面环水，只有南面一个小桥可以进入圩内。圩子荒芜已久，野草丛生，圩埂上长着一丛丛刺槐，常有蛇鼠出没。父亲征得生产队同意后，便带着我到圩子里开荒种菜。

父亲开荒种菜，只能用业余时间。起初整地，费力耗时，每天天刚亮，便把我喊起来，带着我一起去圩子。圩子靠公路的一侧，地较平坦，父亲便先从这里下手。我们先是砍掉荒草，检去碎砖乱石，然后由父亲挖地，我则把挖出的砖头石块拾到地边。不知用了多少个早晨，终于整出一块像样的地来。父亲在地里种上南瓜，又从农民家借来粪桶，从医院厕所挑去人粪尿，给瓜秧施肥。瓜秧小时，需经常浇水，父亲用水桶挑，我则用小桶提，好在圩沟里有水，取之不难。只是取水途中，常有一条水蛇从草丛中游出，让我冷不防打一个激灵。

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南瓜秧渐渐长大，吐出长长的瓜蔓，蔓上开出漂亮的嫩黄色花朵。南瓜花有公母之分，每一朵母花下，都长出一个嫩绿的小瓜纽，用手指轻轻一掐，便落下一个指印，且渗出清亮的液体。瓜纽长得很快，几乎一天一个模样。

南瓜还未长成，我们已经尝到种菜的快乐。南瓜花能吃，炒菜煮粥均可，而且味道不恶。在那时，吃南瓜花简直是一种享受。南瓜花的颜色与炒鸡蛋相似，花炒熟后，其色不变。家乡人有一句歇后语：“南瓜花炒鸡蛋——对色”，用来形容两个有相同缺点或恶习之人。南瓜蔓长到一定长度，要把头剪断，谓之“打头”，并且要剪掉过多的叶子。不打头，不修叶，蔓叶便会疯长，消耗营养，影响结瓜。那打下的头和一些嫩叶，都可以吃，这又为我们额外增添了可食之物。

待到南瓜长大，父亲怕人偷窃，又在圩子里搭起草棚，和我夜宿圩中。那草棚的矮墙，是父亲就地取材，从水沟边挖的土块垒成。土块中因有草根，干后不易碎裂，但墙面坑洼不平，墙垒好后，又用木棍竹竿拾起人字顶，上覆茅草，以遮阳挡雨。两端山墙，开有方窗，以便瞭望。

有一次，父亲因出诊未回，我一人到圩子里看瓜，夜降大雨，草棚漏水，我只好把雨具罩在身上。那种雨具，状如巨大的乌龟壳，上部较小，下部呈椭圆形，以竹篾和苇叶编成，顶在头上，上半身也得以覆盖，我已忘其名，只能称其为“雨披”。黑夜中的风雨雷电，令我不禁有些恐怖，难以入眠。我不时从雨披中探出头来，东看西瞧，忽然见一条绿白相间的花蛇（家乡俗称菜花蛇），从小窗爬入，吓得我顿时推开雨披，抄起一根竹杆，退缩于草棚一角。所幸菜花蛇未上我的草铺，而是从地上游出门去。但那一夜，我再也无法入睡，生怕再有蛇游进草棚。我看过遭毒蛇咬过的人被送到医院救治的情形，心想，若是被蛇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

次日，我把夜间遇蛇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安慰我说：“菜花蛇不咬人的，圩子里好像没有毒蛇。”但他的安慰，并不能让我在看瓜时安心入睡。只有和他一起看瓜，才敢放心睡觉。其实圩子里还是有毒蛇的。后来在圩埂上种麦子，收获之时，就发现了蝮蛇，幸未被它咬着。此蛇甚毒，其身短粗，颜色土灰，常盘踞不动，家乡人俗其“土龟蛇”，据说被此蛇咬过，不及时救治，会危及生命。

收获是喜人的，当父亲把一个个大南瓜摘下来，用筐一担担挑回家，堆在墙角时，一家人兴奋不已，这下可不再为吃不饱饭发愁啦！整个医院也为之轰动，原先持观望态度的医生们，也嚷嚷着要加入开荒种地的行列。自那以后，土圩子里又多了几个拓荒者，我们劳动时也不再寂寞。

我们天天吃饭不离南瓜，南瓜粥、南瓜饭、炒南瓜、南瓜汤，即当饭，又当菜，吃得满鼻子满眼，开始吃得香甜，后来终于犯腻。

父亲把已经能种植的土地让出一点，给生活困难，急需种菜自救的同事，又扩大战果，在圩埂上开荒。圩埂的顶部宽约丈余，向两边的堤坡稍加开拓，就有两丈多的宽度，三面圩埂，长度约两三百米，若都开发出来，面积可观。父亲先是披荆斩棘，用铁锹、大镐，铲除堤上的刺槐灌木，然后一点一点地开挖，终于整出一片地，种上了麦子。第二年夏天，我们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起白面馒头。后来，整圩埂全部开发，种上了麦子，春天满目葱绿，夏日一片金黄。

1961年，安徽省推广“责任田”，农村实行“定产到户，责任到人”，农民生活有所好转。街南头生产队队长赵得升，忠厚善良，乐于助人，见我父亲和几个医生，白天工作，早晚到圩子里劳动，很是辛苦，便扛犁赶牛，到圩子里帮我们义务耕种，又将圩子炮楼底座南部低洼处，除草翻土，改成水田，种植水稻。荒芜已久的圩子，终成一片良田。

那座圩子，成了总铺医院的菜园粮仓，使几户困难人家得以渡过难关。

年轻的父母亲和幼年时的我

【原文链接】桑榆散文：饥饿年代的父亲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