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禁书：苏联作家冈察尔《大教堂》(附2024年最新排行榜前十排名名单)

《大教堂》长篇小说，冈察尔著。奥列西·冈察尔(1918—)是苏联乌克兰作家。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旗手》、《人和武器》、《飓风》等。《大教堂》是冈察尔于1968年发表的一部力作。当年曾用乌克兰文刊载在《祖国文学》上，但立即遭到批判，被认为是对苏联工业成就的抹黑之作，涉嫌反对无神论，因而被冷落近二十年。1987年才被译成俄文，首次发表在《小说月报》1987年第7期上，引起广大读者争相传阅。

这部在六十年代末刚一问世就连连遭到《真理报》和《消息报》专文点名批判的小说，主要描写乌克兰萨奇普利杨卡教堂被当作饲料库的荒唐情况。作者在这里借用大教堂的形象象征民族优秀道德和精神文化传统，表现了作者在科技革命时代对人们精神状态的不安和担忧，提出了物质技术文明与精神道德文化怎样和谐发展的命题。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对现实作出了不同于一般人的解释和评判——他毫不留情地把现实生活中不好看的地方写出来示众。作家对美的理想的追求也是通过对丑的无情揭露和鞭挞来实现的。作品提出了苏联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生态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对待遗产问题、各代之间的继承关系问题、盲同崇拜技术引起的后果等问题，表现了冈察尔这位乌克兰作家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发展进程中重大问题明察秋毫的能力与超前反映的气魄。《大教堂》与作者后来的另一部长篇《你的朝霞》共同构成冈察尔对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发展执着思考的“二部曲”。

《大教堂》这部作品的正面主人公就是大教堂——当作饲料库使用的萨奇普利扬卡教堂。它是一座无论从哪个侧面看上去都直冲云霄的古建筑群体，它更是含意丰厚的象征——既是乌克兰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是人民的不屈精神品质的象征，又是美的和谐的象征。它是建筑艺术的楷模，也是人民历史的见证。大教堂作为作品主人公组织了小说的叙述空间，围绕着大教堂的生存状态，作家对破坏生态平衡和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控诉。小说告诉读者，由于环境严重污染，人都活不到老，城市变成了“青年人的城市”；由于工厂向第聂伯河排泄有毒的污水，河里鱼类全部夭折；本来要修人工海，结果弄出的是臭气冲天的沼泽，连飞行员在上空飞过时都要带上防毒面具。作家在鞭挞形形色色的破坏者的同时，语重心长的呼吁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些“使他们感到高兴的东西”，而不要“只留下空罐头盒和垃圾”。

然而，这种控诉和呼吁还只是《大教堂》作品主题的一个层面。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的另一个音符乃在于作家对当代科技社会人们的心灵这个“大教堂”的护卫。正是为了使人们“珍惜自己心灵的大教堂”，作家在这里发出了他对失去历史记忆的抗议，对破坏力量的抨击，对一种危险的社会综合病一风派人物的深刻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这种风派人物的代表是小说中的反面形象——步步高升的乌拉基米尔·拉鲍达。这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什么信念，但论装门面、摆样子，他却是个天才。拉鲍达整天考虑的只是个人如何削尖脑袋往上爬，以期得到升迁。他对各种政治气候的适应能力都很好。在全国纪念佩列亚斯拉夫会议三百周年时，他积极配合，给大教堂搭上了脚手架，装出要修缮教堂的样子，显示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爱心。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他就摇身一变，首先发难，提出要拆除大教堂，在那地方修建一个市场或者青年咖啡馆，以繁荣经济活跃市民文化生活。他不顾居民的强烈反对，让这座古代著名建筑物与人民宗教活动场所充当饲料仓库。后又弃之不顾，让大教堂成为鸟兽的自由栖居所。对拉鲍达这类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要是给他权利，他就会把一切美的东西都捣毁，连人都从故土赶走。这个人所热心的就是聚集力量，做表面文章，见风使舵，随时投机，以达到一已之飞黄腾达的目标，仅此而已。这种人心灵的大教堂早已坍废。

与风派人物拉鲍达的心灵状态不同，鲍格拉伊却是全身心投入大教堂的护卫事业的一个正面形象。鲍格拉伊和朋友们一起精心设计了治理污染的设备，他四处张罗到处请求保护大教堂。他更是执着地思索：“大地的智慧的终极意义究竟是什么？怎样生活才使自己真正感到在宇宙里是大自然的一个和谐因素？人能否保持和捍卫人身上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当眼前现实与心目中的理想境界相抵牾并出现无法解释的矛盾时，鲍格拉伊仍然积极进取。可以说，在鲍格拉伊这个形象身上，作家冈察尔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赋予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政治激情、公民热情、对完美和谐的人类的生活、对人的心灵道德的纯洁性的执着的追求精神。

在这部小说中，大教堂的命运最终取决于州委书记杜布罗夫内依的个人意愿。这个领导人对围绕大教堂而发生的冲突发生了兴趣而出面干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什么作为人民建筑纪念碑 的大教堂之命运要取决于某个人的主观好尚和意愿？”——作品中一个人物问道。另一个人物似乎是在开玩笑地回答：“小伙子，不好的书记是没有的，这你要永远记住，并再也不要谈论这个话题，要是你想去国外旅游观光的话。”这一细节，对社会现实，对社会体制，对人制与法制之关系错位与扭曲，都作了十分深切的投射，耐人寻味。在读者看到这类细节时， 自然会理解，为什么在六十年代末《大教堂》刚问世时，批评家们群起而攻之，给小说扣上“片面的”“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顶顶帽子，欲把“大教堂”摧毁，而最终使《大教堂》尘封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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